海南自贸港高标准产业园区建设的逻辑、挑战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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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13个重点园区是自贸港建设的核心载体与重要平台，其发展质效直接关系到自贸港战略落地的成色。2025年全岛重点园区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积，贡献全省超两成的GDP、超三成的投资、超七成的货物贸易总额和五成税收，成为自贸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一关键节点，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新阶段，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推动产业园区向高标准、高水平跃升，既是海南巩固现有发展成果的需要，更是海南承接国家重大战略、破解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



◆海南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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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标准园区：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必然

建设高标准园区，绝非海南的“可选项”，而是扛起历史使命的“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要把海南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这要求海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及RCEP区域的战略枢纽。而想要实现这一使命，就不能仅仅依赖政策红利与地理区位优势，必须通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标准产业园区，将制度型开放优势转化为坚实的产业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



（一）高标准园区是高水平开放落地的核心载体

中央赋予海南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但若缺乏专业化、系统化、集成化的空间平台支撑，这些制度安排极易停留在纸面或碎片化实施。放眼全球，迪拜从沙漠崛起为全球物流与金融节点、新加坡在弹丸之地构建世界级产业生态，核心经验便是以园区为单元，系统集成制度、要素、服务与基础设施，形成“政策—产业—人才—资本”高效循环的闭环。海南要成为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亟需打造新一代园区成为自贸港“样板间”，在从“建制度”向“优制度见实效”的升级中，让开放政策真正转化为产业园区的竞争力。

（二）高标准园区是提升区域枢纽功能的物理基础

海南地处RCEP地理中心，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最前沿，但“前沿”不等于“枢纽”。真正的区域枢纽，必须具备集聚高端要素、配置全球资源、引领规则对接的核心能力。这要求园区不仅要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更要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营商环境、金融环境、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绿色低碳标准和海洋经济标准。唯有如此，才能集聚一批全球或区域性总部企业，推动海南从“通道”升级为“节点”、从“边缘”走向区域合作“中心”。

（三）高标准园区是防范转型风险、坚守法治底线的制度保障

随着《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法规落地，过去依赖财政输血、土地优惠、税收返还的粗放招商模式已不可持续，甚至面临合规风险。高标准园区以制度集成创新替代政策套利，以市场化运营机制替代行政干预，以产业生态培育替代地产开发逻辑，既尊重市场规律，又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与公平竞争秩序，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风险防线。

综上，建设高标准园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园区升级”，而是海南完成国家战略使命的结构性支撑，是从“政策洼地”迈向“制度高地”“产业高地”的关键一跃。全岛封关运作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高标准园区正是这一起点上最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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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挑战：政府输血过多、自我造血不足的结构性失衡

海南产业园区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政府输血过多、自我造血不足”的结构性失衡。这一问题不仅制约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其根源在于三大主流园区运营模式的内生挑战。



（一）政府主导型：体制惯性下的“政策依赖症”

海南绝大多数重点园区仍采用纯财政投资或“管委会+平台公司”的政府主导模式，本质是行政逻辑主导资源配置，核心特征为“以财政换项目、以政策换投资”。这种模式短期见效快，但长期严重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纯财政投资园区将政府错位为“开发商+运营商”，缺乏专业服务能力与动态响应企业需求的灵活性，公共服务与企业定制化生态需求脱节；“管委会+平台公司”模式虽有市场化外壳，但平台公司多由城投国企转型而来，核心能力局限于土地整理与基建开发，缺乏产业研判、企业孵化、资本对接等关键运营能力，且考核机制侧重固定资产投资、税收等传统指标，导致“重建设轻运营、重招商轻培育”。此类模式高度依赖财政投入，一旦财力承压或政策收紧，园区便陷入“断血即停摆”的脆弱状态。

（二）产业地产型：地产与产业逻辑的根本冲突

部分园区引入产业地产商试图提升市场化效率，但在房地产市场调整与产业用地政策趋严的双重压力下遭遇瓶颈。多数产业地产商沿用“开发—销售—退出”的地产思维，将园区视为短期现金流项目，而非长期产业生态培育载体；融资环境收紧背景下，重资产开发模式难以为继，招商不及预期时易形成“空园”“半拉子工程”；加之海南本地缺乏成熟产业服务生态，外部地产商难以嫁接高端产业链资源，最终导致“有空间无产业、有载体无内容”，未能实现“去地产化”的本质转型。

（三）政企合作型：机制缺位下的“形合神离”

政企合作本是破解政府与市场边界难题的理想路径，但海南实践多停留在“合资设公司、政府出地、企业出钱”的浅层阶段，缺乏清晰的权责划分、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机制。政府保留过多审批与干预权，企业话语权不足难以按市场规律运营；缺乏科学的运营绩效评估体系，“政府兜底”预期仍存；对于产学研协同、技术转化、数据要素流通等新型功能，无法通过简单合资实现，亟需制度性安排支撑。最终，政企合作仍未摆脱“政府托底、企业观望”的旧路径，自我造血机制始终缺位。

（四）破局方向：从“输血维稳”到“造血强体”

从消极角度来看，海南产业园区若不加快转型，将不可避免陷入“政策承诺—法律合规”的制度性悖论。园区过去为稳商招商作出的个性化政策承诺，与新法规禁止妨碍公平竞争的差别化待遇形成两难：兑现承诺则违反制度规定，面临审计问责；停止兑现则损害政府公信力，动摇企业投资信心。

自贸港封关运作背景下，市场对海南的期待已从“特殊优惠”转向“制度集成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固守“给地给钱给政策”的旧逻辑，不仅无法吸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企业，还会陷入“招商—失信—整改—再招商”的恶性循环。

破解之道唯有坚决转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构建可预期、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生态规则；以专业化运营主体替代行政化管理，引入具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产业运营商；通过共性技术平台、数据要素市场、跨境应用场景等新型基础设施，提供非财政性长期价值支持；以“产业+科技+金融+数据”融合生态替代单一空间供给，打造可持续价值创造闭环；聚焦新技术、新模式、新动能融合孵化，打造新质生产力“试验场”与“加速器”。唯有如此，才能摆脱输血依赖，形成内生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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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设定：锚定国家战略，构建自贸港特色园区体系

海南产业园区的目标设定，不能局限于“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等传统指标，而需置于国家重大战略全局，紧扣自贸港“自由、开放、数字、枢纽”核心内涵，实现从“物理空间聚集”到“制度功能承载”、从“土地要素驱动”到“数据要素驱动”、从“政策洼地”到“创新高地”的根本性跃升。目标设定的逻辑起点，是回答“为谁服务、靠什么支撑、向何处引领”三大核心问题。



（一）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打造“三大枢纽”

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区域秩序的战略支点，园区目标必须与国家使命高度契合，聚焦构建“三大战略枢纽”：

一是RCEP要素连通枢纽。突破商品流通局限，打通服务、资本、数据、人才等高端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将园区打造为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区”，率先试点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国际职业资格互认、离岸金融结算等前沿规则。

二是中国—东盟“两个总部基地”枢纽。重点吸引国内企业设立面向东盟的区域投资总部，同时承接东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运营中心，配套国际化法律、会计、仲裁等专业服务，构建“类新加坡”营商环境。

三是蓝色经济合作枢纽。依托南海资源禀赋与海洋科研基础，与东盟共建海洋产业标准、共享海洋大数据、共研深海技术，打造蓝色经济规则制定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

各园区需据此明确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力的格局。

（二）核心路径：以数据驱动建设“自由数字港”

海南自贸港的“自由”，核心是制度自由、要素自由、数字自由。区别于新加坡、香港等传统自由港模式，海南的比较优势在于以数字化重构开放生态，园区目标必须突出“数字生产力”导向。

空间形态上，推动园区从“有形载体”向“虚实融合”演进，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业聚合平台。物理园区作为入口，数字园区作为核心，通过产业大脑、数据中台、制度沙盒等新型基础设施，实现数字企业贡献海南，数字公民服务海南。

要素配置上，打破对土地、税收的传统依赖，构建以数据、算法、场景、信任为核心的新要素体系，园区竞争力的核心从“供地规模”转向“高价值场景创造能力”。

主体结构上，以吸引“千万级数字企业”“亿级数字公民”为目标，涵盖实体注册企业、全球远程自由职业者、跨境数字服务商、虚拟产业集群成员，打造全球数字生产网络的关键节点。

与之配套，园区考核指标需同步重构，从GDP、税收、投资额，转向中高端人才流量、场景开放数、产业集群数、独角兽企业密度、制度创新成效等新维度。

（三）实施保障：以制度集成创新重塑政市关系

目标落地的关键，是打破“政府输血—企业依赖”旧循环，建立“制度赋能—市场造血”新机制，将改革要求内嵌于目标设定全过程：

政府角色转型。从“投资者+管理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生态营造者”，支持重点从直接出资建楼转向提供制度公共品。

运营主体升级。引入具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专业产业运营商，允许其深度参与园区规划、招商、服务全链条，通过绩效对赌、收益分成绑定长期利益。

政策闭环设计。为每项目标配套可操作、可评估、可迭代的政策制度工具和政府推进机制，形成“目标—政策—执行—反馈”的完整闭环，避免目标悬空。

海南园区目标设定的本质，是对自贸港战略意图的具象化表达，绝非技术性规划文本，而是具有历史自觉的行动宣言。唯有嵌入“连接中国与世界、融合实体与数字、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格局，才能建成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自贸港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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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路径：三维发力构建高标准园区体系

建设海南自贸港产业园区，需超越“建空间”的浅层认知，聚焦“强功能、造生态、聚合力”，从物理空间、制度环境、协同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推进，打造承载国家战略的核心平台。



（一）高标准物理空间：筑牢产业发展“硬支撑”

高标准物理空间建设绝非简单“盖楼扩园”，而是以未来产业逻辑重构空间功能，突出“高适配性、高韧性、高融合度”三大特征：

高适配性方面，针对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海洋科技、卫星互联网等新质生产力主导产业，定制产业空间，避免“工业厂房万能套用”的粗放模式。

高韧性方面，强化防灾减灾、能源自给、数字孪生等能力建设，结合南海气候与地缘环境特点，确保极端情况下园区运营不中断，守住安全底线。

高融合度方面，打破“产城分离”旧范式，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引入国际社区、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休闲设施，让园区成为全球人才愿意长期扎根的“家庭-事业-健康共同体”。

物理空间的本质是制度与技术的“容器”，没有适配产业前沿的空间供给，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地见效。

（二）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人才流动“核心动能”

园区竞争力的核心是人才竞争力，吸引并留住中高端人才，关键在于打造“来得了、干得好、留得下、走得远”的自由化制度环境，推动营商环境从“便利化”向“自由化”跃升。

准入自由上，简化外籍人才工作许可、居留签证流程，试点“负面清单+承诺制”管理，允许全球科研人员、工程师、设计师以“数字身份”参与园区项目。

创新自由上，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沙盒，在人工智能、跨境数据、金融科技等领域实行“试错先行”，为人才创新创造松绑赋能。

生活自由上，构建国际化生活配套体系，完善多语种公共服务、国际学校、国际公寓等保障，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人才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海南若能在人才自由流动上率先突破，就能形成对全球创新者的“制度引力”。

（三）构建合力机制：凝聚国家战略“协同势能”

园区建设绝非海南一省之事，而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需构建中央—地方—市场—社会多元协同的“合力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良好格局。

强化央地协同，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根本遵循，建立中央部委与海南省常态化协调机制，在跨境数据流动、金融开放、海关监管等关键领域争取专项授权，确保园区改革于法有据、风险可控。

完善政策闭环，将“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核心政策精准导入园区，构建“政策—产业—企业—人才”正向循环，同时加强政策效果评估，避免“撒胡椒面”式投放，提升政策精准度与效能。

推动多元共治，鼓励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国际组织参与园区治理，设立市场主体主导的园区发展理事会，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深化社会动员，出台针对性政策提升岛内居民获得感，让自贸港建设成果惠及全民，夯实社会基础，激发全社会参与园区建设与自贸港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

高标准物理空间是“骨”，一流营商环境是“血”，强大合力机制是“魂”，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举世瞩目，万众期待，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现状与中央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能否建成一批具有全球辨识度的标杆园区，直接关系到自贸港能否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探路的“中国样板”。闯海者们，时不我待，唯实唯先。

这是闯海者说公众号第67篇原创文章。欢迎转发分享，请注明来源。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尽快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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