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儋州苏东坡

东坡笠屐入海南

               书院文传越千年

               老生驱车赴儋耳

               时空交错访圣贤



海南之行，心向往之的还有儋州东坡书院。

从儋州网站看到，东坡书院位于儋州中和镇东郊，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距三亚约250公里左右，距海口约150公里左右。

资料显示，东坡书院旧称“载酒堂”，是千年之前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传播中原文化的遗址，被誉为“天南名胜”， “儋州八景”之一。《中国名胜词典》把东坡书院列为海南十大名胜之一。中国邮政发行《古代书院》邮票四枚，其中有东坡书院。《海南日报》开展大规模的景区景观评选活动，东坡书院荣登“十大历史人文景区（景点）”之榜。1996年，东坡书院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月6日，适逢周末，天清气朗，和风吹拂，流水潺潺，绿树遍野。来到东坡书院，果然名不虚传。跨过新建的弯弯曲曲的长桥，东坡书院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缀在碧绿如茵的田园上。蜿蜒娴静的北门江流经它的身旁，叮咚弹奏；突兀峥嵘的松林岭矗立它的身后，雄姿英发。院内新亭耸翠，殿宇堂皇，古木幽茂，群芳竞秀。

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按中国古建筑的传统做法，构建在中轴线上。

山门简朴，门口的上方悬挂着清代书法家张绩书写的“东坡书院”木匾。



进入山门，首先看到载酒亭。载酒亭分上下两层，造型古朴，气势雄伟。亭内镶着以苏东坡与春梦婆攀谈、苏东坡惜别百姓为内容的木刻。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把游人带进历史的长河中。亭的东西各有一个清水池，荷花盛开，鱼儿嬉戏。

穿过载酒亭就是载酒堂，现为东坡书院的主要建筑。苏东坡讲学雕像安放在中央，让人想起苏东坡敷扬文教的史实，仿佛见到苏东坡当年传道、授业、解惑的身影。

载酒堂中的石刻《坡仙笠屐图》是镇院之宝，记叙东坡访黎子云，途中遇雨，借农家竹笠木屐而归，与妇女儿童嬉戏的情景，反映东坡随遇而安，与儋州百姓和睦相处的品格。



穿过载酒堂，迎面就是东坡祠。新雕塑的东坡闲适铜像放置祠堂中央，再现东坡儋州生活的另一面。这里还展出东坡书法的代表作和现代名家研究东坡的专著。东坡祠前的两边耳房，展出东坡居儋的遗墨和名人访东坡书院的珍贵照片。



书院深处，是碑刻长廊。这里的许多碑刻、楹联，翔实地记下了载酒堂的兴衰和名人足迹。除纪实的碑刻外，郭沫若、田汉和邓拓等的诗碑尤其引人注目。

书院两侧，各有一座宽阔的园林。东园有钦帅堂，陈列名家字画。西园有陈列馆，再现了苏东坡的功绩，记录了后人对苏东坡的景仰。



陈列馆前矗立着高大的东坡笠屐鎏金铜像，正面镌刻着郭沫若的手迹：东坡居士。铜像周围的方格内，槟榔、杨桃、桄榔、翠竹栽种其间，青枝绿叶，生气盎然。游人至此，纷纷拍照留影。

边走边看，往事如烟，仿佛东坡再现。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苏东坡被贬儋州。朝廷的诏命下达：“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东坡风烛残年，携带幼子，万里投荒，非常凄凉。



据记载，苏轼之所以被远贬儋州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因为苏轼在惠州时曾经作过这样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宰相章惇的耳中，他无法忍受苏轼被贬谪在外，竟然还能生活得如此快活，一气之下就把苏轼贬到离京城最远的海南岛。

另外一种说法是：宰相章惇通过文字游戏来决定旧党人物被贬的地点。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偏旁相同，所以贬儋州；苏辙字子由，雷字下有田字，所以贬雷州，其他人都以此类推。



海南岛是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现在这里蓝天白云，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绿树成荫，交通便利，遍地游人。而在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这里却是当时堪称最边远、最险恶、最艰难的蛮荒之地。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极为偏僻荒凉，被中原人士视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生活条件比北方艰苦得多。为什么千年之内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当求教于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

这次苏轼从定州一路被贬到南荒惠州以及海南儋州，与上一次贬谪黄州相比，有两个重大的不同之处：



一是贬谪之地的自然环境更加险恶，生活环境更加艰难。宋代的惠州乃“瘴疠之地”,儋州更是“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魑魅，出怒入娱”（苏轼《桄榔庵铭》）之处，苏轼能坚持生活下去的希望微乎其微。

二是年纪更大，身体虚弱。此时苏轼六十二岁，已经步入晚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能够生还中原的希望微乎其微。因此决定，其他家人都留在惠州，他只带苏过一人前行。并且决定到了海南之后，“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死后就葬在海南，并为此立下遗嘱，对长子苏迈吩咐了后事。

其他如日常生活方面也与前几次的贬谪有着不同之处。前几次苏轼仍有家人相随照顾生活，如黄州时妻子王闰之与全部家人皆伴随于旁，惠州时尚有朝云与女佣在旁，但这次贬谪海南，年纪老大，却只有幼子苏过同行。



《宋史·苏轼传》说，当时“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苏轼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无肉无药对苏轼还不是最难过的，没有书籍笔墨纸张，再加上语言不通、习俗迥异、没有朋友，这才是让苏轼最痛苦、最茫然无措的。

刚来到海南的时候，苏轼简直是度日如年：“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这是当时他心中充满着飘零窘困、生命难测、前途未卜的孤寂感的真实写照。



犯官身份的苏轼无处可居，刚抵达儋州时，虽得州守张中之助暂住于破旧的官舍之中，但不久就被朝廷派官吏将他赶出官舍，张中更因此而遭到罢黜。他的《新居》一诗中“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所指的就是这件事。

苏轼无他法可想，只得在儋州城南桄榔树下买地自己筑屋。筑屋的工作是靠着十几个跟随苏轼问学的士人与当地的百姓一起帮忙。连建房所需一切物资，稍有缺乏，邻居们都主动送来。当时所盖茅屋共有五间，因四周尽是桄榔树，苏轼便把新居取名为“桄榔庵”。



在儋州时，虽然生活艰困，但苏轼仍注重健身养生。梳头和沐浴原是他的两大爱好。他在儋州时所作的《谪居三适》组诗，充分表现出他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到的乐趣。

第一种乐趣是“旦起理发”：早上起床后迎着海风洗脸梳头，“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有着说不尽的清爽与舒畅；

第二种乐趣是“午窗坐睡”：中午时分，在窗下将双腿盘起坐在蒲团上，两肘靠在竹几上，什么也不想，悠闲地打个盹，重游“无何有”之乡；

第三种乐趣是“夜卧濯足”：海南虽是个“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的地方，但柴火不缺，供水充足，虽洗澡多有不便，却可以常洗脚。一边听着炉火上沸水发出如“松风”般的声响，同时不停地在瓦盆里交相加入冷水和热水，直到身心皆畅。接着在灯下剪一剪脚指甲，那种通身舒适、快活的感觉，妙不可言。



海南与中原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自然环境更为恶劣，目力所及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然而，即便是到达了如此的穷绝之地，苏轼依然在努力开解自己的心情，他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说（大意）：

我刚刚来到海南岛的时候，看到海天茫茫，伤心地想：“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孤岛啊！”后来一想，方圆九州、中原大地，包括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不都在大陆这个大岛上生话吗？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入一小片水洼，以为落入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水洼里的小草叶，心慌意乱，不知道会漂向何方。不一会儿，水洼渐渐干涸，可怜的小蚂蚁终于生还，见到自己的同伴，痛哭流涕地诉说道：“刚才好危险啊，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从人类的眼光来看，小蚂蚁不是很可笑么？依此类推，我苏轼目前落到儋州，暗自伤怀，自怨自艾，好像非常不幸，但从宇宙天地的角度来看，我的这种哀叹不也像小蚂蚁一样可笑吗？

显然，苏轼不仅具有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而且还具有面对困窘解脱自己心灵的艺术表现力，他善于运用齐物观、相对论来观照人生，善于以哲理妙悟来超越愁苦。



更加令人敬佩的是，苏东坡谪居儋州三年，以己之力，因地制宜，注重劝和、劝农、劝学、劝医，潜心著书立说，以载酒堂为阵地传播中原文化。他自编《书传》《易传》《论语说》作教材，“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当时大批学子慕名纷纷来儋州拜东坡为师，如琼州的姜唐佐，崖州的裴闻义，江苏的葛延之等。儋州人更是教育自己的子弟从师于东坡。当地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等读书人常“载酒问字”，过从甚密。儋州，乃至海南文化从此出现新的面貌。东坡北归三年，姜唐佐中举。大观三年（1109），儋州人符确成了海南第一个进士。绍兴二十四年（1154），赵荆亦中进士。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被流放海南岛三年之后，六十六岁的苏轼踏上了北归中原的道路。他写下一首小诗：“心如死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当然是苏轼对自己命运的自我解嘲，但也未尝不是一种面对坎坷命运的勇气。一生三次被贬，从苏轼个人的实际生活与家人而言，当然是一种不幸、厄运，但是如果没有这三次被贬，苏轼也许不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旷达幽默的苏东坡，也许身上就少了很多让我们喜爱仰慕的味道，也许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



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光照千秋“三不朽”式的人物中，苏东坡首屈一指。法国评选公元1000年－2000年世界伟大人物，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可谓千年第一人。

苏东坡是一把认识生活、解读人生、剖析生命、磨砺生存的金钥匙，是不可复制的精神财富。林语堂曾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还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他一生坎坷，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他一生豁达，把别人眼中的逆境，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

我认为，生活百般滋味，苏东坡的儋州生活，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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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生，本名张东黎，中央党校研究生，国家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政工师，长期在部队和中央企业从事组织和文化工作，曾任媒体编辑、记者和特约评论员，业余爱好杂文随笔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瞭望》《经济日报》《科技日报》《法制日报》《北京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发表文章200余篇，出版《张东黎杂文随笔选》（三卷）